公平問題很重要，但是每一個具體的教育環節不足以改變那麼一個深刻的、宏觀的問題。不能把所有的教育問題都歸結為公平問題。
無論是從社會學角度還是哲學意義上來說，絕對公平都是不存在的。如何在選拔制度上更完善，能夠杜絕社會不平等的影響，這才是我們更需要關注的問題。
近日，清華大學“中國大學生學習與發展追蹤研究”課題組發佈《中國高等教育公平狀況報告（2011）》，10萬多個資料統計後的結果顯示，農業戶口學生中，獲保送資格的比例為0.3%；非農戶口學生中，有0.8%獲得保送資格。
而保送生中，來自城市地區的學生比例明顯大於其他地區。家庭所在地為省會城市的學生，獲得保送資格的可能性是郊區農村學生的11.1倍。
此外，家庭條件對獲得保送、自主招生、優惠加分等的機會也有很大影響，父親是管理階層的學生獲得的機會是農民層級子弟的7.5倍。
所有這些資料似乎指向同一個現實——在大學生這些經過強力社會選擇後的倖存者中，仍然體現出較強的社會階層、家庭背景等方面的不平等差異。
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研究者，該如何認識這個問題？這一現實又將對中國高等教育產生怎樣的影響？
代際影響的存在無法忽視
在一般人看來，對於高考來說，孩子們坐在同一個考場裏考試，這似乎是最公平的，而當進入保送、自主招生等其他入學方式時，家庭背景的差異就產生很大的影響。
但是，在清華大學“中國大學生學習與發展追蹤研究”課題組負責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劉精明看來，“即使大家坐在同一個教室做同一張試卷，絕對按考試成績來錄取學生，這裏面依然會有家庭背景的差異。因為孩子的學業成績跟家庭有聯繫，他是在家庭裏成長的。家庭背景的因素無論以哪種方式都不會切斷這種聯繫”。
事實上，無論在哪個國家，教育都是通過兩個方面獲得，一個是個人的能力，另外一個是先賦性因素。之所以大家對先賦性因素比較關注，因為在現代社會中，大家對由於個人能力的差別而產生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而先賦性因素的不平等，家庭條件、環境的差別，我們會認為是一種不公平。
在任何一個以核心家庭為主體的社會裏面，代際的傳遞是一種無法切斷的聯繫。而目前為止，對不同家庭的孩子上什麼樣的大學、通過什麼樣的方式上大學，現在這樣的研究還並不多。劉精明說：“社會學的基本出發點是促進社會公平，因此，我們在作研究時，會更關注那些社會不公平的現象，會重點地提出來討論。”
自主招生難保教育公平
對於研究結果，清華大學“中國大學生學習與發展追蹤研究”課題組總負責人、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史靜寰教授認為，在先賦性因素的影響下，農村學生在自主招生等特殊招生方式上確實存在劣勢。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的是，保送生、自主招生等方式，針對的是高考 ‘一刀切’的弊病，給高校一定自主權來選拔學生。”史靜寰說，“從自主招生的初衷來講，就是要招適合學校的文化氛圍、培養目標、培養模式的學生，這些學生可能是在某些方面具有特長，也可能是創新能力更強等，是招生選拔更加多樣性的體現。”
而該課題通過對自主招生學生入校後的跟蹤考查結果表明，這些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更高、創造性思維也更活躍。或許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否認自主招生這種方式是成功的。
“公平問題很重要，但是每一個具體的教育環節不足以改變那麼一個深刻的、宏觀的問題。”史靜寰認為，不能把所有的教育問題都歸結為公平問題，而自主招生沒有承載去改變人的家庭出身、社會地位這樣的任務，“如果僅僅把自主招生看成實現教育公平的手段，我覺得那是不太合適的。”
劉精明則指出：“所謂教育不平等，它的實質是社會不平等，它根植於社會不平等。當然，教育的不公平也會反過來加深社會的不平等。整個社會是開放還是封閉，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我們看到這麼多教育的問題，實際上出問題的是社會，而不是教育本身。”劉精明說，“當然，無論是從社會學角度還是哲學意義上來說，絕對公平都是不存在的。在各種可能的、能夠帶來社會活力的教育選拔方式中，如何在制度上更完善，能夠杜絕社會不平等的影響，這才是我們更需要關注的問題。”
家庭多樣性應是教育多樣性的一部分
今年，教育部向貧困地區提供了1萬個招生名額，以保證這裏的孩子有更多機會進入高校。
在史靜寰看來，這是我國高考招生政策的一個好的調整，“自主招生提供了在相對公平的高考制度之下，用補充性、探索性的選拔方式來增加學生群體多樣性的可能，而多樣性、差異性可能是更好的狀態”。
現在大學已經漸漸轉向通過多樣性選拔保證學生群體的多樣性。“而事實上，家庭本身也是豐富性的一部分。這1萬個名額，就明顯代表了多樣性的一個視角，這也是公平給予政策方面的一個提示。”史靜寰相信，隨著中國社會越來越開放，彈性空間大，更多樣性的選拔方式還會出現。
史靜寰的課題組也調查研究了家庭背景對學生的影響，“我們發現來自管理層家庭的孩子視野更開闊，但我們也有大量的事例證明後天的教育給予學生潛力的刺激”。儘管初入大學的時候，農村的孩子適應能力明顯要低一些，但是隨著年級的提高，他們的改進非常明顯。正因為他們原來沒這麼豐富的經歷，沒這麼好的背景，大學教育反而給他的刺激更大，激發的潛力更多。
“中國社會轉型期，有很多外界的因素超出了教育的範疇。”史靜寰坦言，她也常常感到教育的無力，“教育公平問題現在更受關注，就是因為在社會轉型期一些問題被放大，但不能因為這些放大的問題來否定全部，要給中國高等教育一個往前走的環境。因為如果沒有教育的過程，那麼這些問題可能會更嚴重。”
她說，教育工作者也必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們相信現在做的離理想還差得很遠，但是我們一定是在向這個方向走”。
通過教育過程促進社會公平
“學生得看到自己是生活在現實世界裏面的，有很多是不可控的，家庭的因素、背景這些是自己無法選擇的，但同時有很多因素是可控的。中國社會還沒有到個人完全被固化的程度，還是一個開放型的社會，人還是通過教育來改變自己命運的。”這也正是史靜寰他們作這個研究的初衷之一。
劉精明指出，教育不公平的問題，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評價體系，關鍵是要有參照系：“社會的現實是每個人必須要意識到的，另外，人的主觀能動性、潛力也應該要充分認識到。從個人的理解上，應該認識到不公平存在的長期性；但是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一定要緩解因社會不公引起的社會矛盾和衝突。”
史靜寰建議，大學應該意識到學生群體的差異性，應該意識到從農村、邊遠地區來的孩子們並非智力不高，要給他們時間來適應，“學校要為多樣性的學生提供多樣性的服務、多樣性的支援”。
“教育的作用就在於它給人提供了一個重新發展的機會，給予人他的先賦性因素所不能賦予的東西，就是開放、包容、責任。”史靜寰說，越是好的學校越應該擔負起這樣的責任，“這些大學的學生就更應該有社會責任感，來維護社會公平。教育的作用就是把人放到一個具體的情景中去，越是像北大清華這樣的高校，越要把公平、正義這些理念和學生感受性的東西結合起來，而教育的積累性作用是任何其他事物都替代不了的。”
“我們應該通過高等教育的教育本身來促進社會公平，來傳導公平理念，來傳導平等的方式。如果我們培養的大學生能夠在以後用公平的理念去工作、去生活，那麼這樣的社會將是有希望的。”劉精明說。
資料來源：中國科學報